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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裸奔”的诗歌——中国低诗潮之我见》
级别: 新手上路
0楼  发表于: 2018-05-07   

《“裸奔”的诗歌——中国低诗潮之我见》

《“裸奔”的诗歌——中国低诗潮之我见》


                        作者:张妮(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要:网络诗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以来,诗坛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中国低诗潮在诗歌的网络时代中应运而生,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低诗潮将诗歌纳入公众视野,为诗歌赢得了广泛关注,但同时其带来的问题与消极影响也值得警惕。本文以分析低诗潮“崇低”的表象着手,进一步探析“崇低”的深层内涵,对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进行讨论。

  关键词:中国低诗潮 崇低 问题


  步入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诗歌显得格外亲民,参与诗坛的人越来越多。海纳百川虽好,但也面临泥沙俱下的困境。“各种崇低、解构、审丑、批判等类型的诗歌纷纷登陆网络,前沿诗歌思潮轮番表演”[1],中国低诗潮应运而生。遵循着“崇低”这一共同原则,“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等圈子,以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成为诗坛的弄潮儿,引领诗歌裸奔向前。

   一、歇斯底里的狂欢与嚎叫

  “崇低”的诗学主张与假、大、空、虚饰、崇高等针锋相对,高举审假、审丑的旗号,诗人们纷纷引体向下,诗坛已然成为狂欢派对,嚎叫之声喧嚣不绝。由之而生的诗歌由内而外,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迈向脱光状态。

  就内容而言,低诗潮诗歌呈现出贬低化、世俗化与肉体化的特征。贬低化意味着诗人认为一切崇高都是虚饰的,他们专意以低姿态去解构崇高,将人们避而不谈的东西呈现在世人面前,撕破崇高的假面具。以徐乡愁的诗歌为例,“屎”这一独特意象可以说是他的创造,“屎”在他的诗歌中是最崇高的东西。“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屎是他对祖国的贡献;人的本质就是肠子里面的屎,诗人的安全感来自于“一炮热气腾腾的鲜屎”;诗人的快乐“从屎与肛门的摩擦中获得”。在臭气熏天的诗坛,诗歌的神性悄悄剥落,任由“屎”狂欢,那么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诗歌又脱掉了什么呢?网络使诗歌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局面不同,当今诗坛是诗人的盛世,而不是读者的狂欢。只要有电脑和网线,人人都能参与诗歌创作成为诗人,诗坛就是最好的宣泄场所。鸡毛蒜皮可以吟诵,私语呢喃可以歌咏,愤懑不平可以嚎叫,我是诗人我怕谁。例如赵丽华的伟大发现,“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蚂蚁”。毫无疑问,她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但她的发现绝对是全世界最无聊的。诗人为何呈现出鹦鹉学舌般的愚蠢?诗人的睿智那里去了?我想诗歌之所以愚蠢无聊,大概是因为诗人仅用下半身思考。与世俗一起,媚俗彻底将诗歌打入十八层地狱。肉体化便是下半身思考的结果,是媚俗的表现。如果人人都是诗人,作诗就像说一句不必负责任的话一样,那诗歌的价值何在?当诗坛沦为下半身的狂欢派对,诗歌沦为黄段子,诗人何以自持?

  与内容的相应,低诗潮诗人追求“低性写作”,他们拒绝玲珑的诗意与模棱两可的语言,而以口语为宗,追求明朗易懂的效果。低诗潮诗歌的语言形式是毫无创造的歇斯底里,充斥着私人化的呻吟与流行化的嚎叫。私人化的诗歌多数内容浅薄,不外乎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经不起推敲。诗人或倾向于追求那喀索斯式的感伤,惯用描述性的语言描述私人体验,沉浸其中顾影自怜;或借由语言的外壳将内心的愤懑发泄的淋漓尽致。诗歌沦为一股怨气,私人化的诗歌不是吟咏,而是一声声呻吟不绝于耳,只能令人感到羞耻。诗歌发展至今,早已不再是“作”,而是“描”,描述使诗歌失去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诗坛像一汪绝望的死水,而这些所谓的诗人只能无返顾的裸奔,借由噱头来挑起观众的猎奇心理。低诗潮诗歌由于产生于网络,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互动性,因此它的语言呈现出流行化的特点。口语化是流行化的内核,是哗众取宠的砝码。低诗潮诗歌在语言上放浪形骸,表现出决绝的姿态,与种种粉饰现实、精雕细琢的做派决裂。相对于欲说还休的矜持,明朗易懂固然自是一种风格。但是,用明朗易懂的口语随意进行酣畅淋漓的痛斥针砭,尤其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上,痞子气十足、尺度无底线、在两性之间大做文章,不由的让人想到泼妇骂街这个词语,这何尝不是诗人的堕落呢?

   二、“崇低”的深层意涵

  中国低诗潮引起一场不拘一格的言语狂欢,在文坛激起轩然大波。低诗人以“破坏即重建”为口号,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力图冲刷诗坛病象,以“崇低”来反对伪文艺、伪文化、伪道德。“崇低”一词被赋予极具崇高色彩的深层意涵,究竟“崇低”从何而来?是否经得起质疑呢?

  (一)对文化传统的以暴制暴

  中国低诗潮的破坏力量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低诗潮的确使诗人阳刚起来,为诗歌博得了广泛关注。但是他的成功是通过以暴制暴的手段来完成的,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略根性正是低诗潮赢得成功的助推器。首先,落后的封建制度已经被推翻很多年了,但是封建观念依然顽强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性”在封建社会是“人欲”的代名词,是一种禁忌。统治阶层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完成奴役,导致被奴役者谈性色变。当这种压抑一旦释放,便可能成为一股积极力量,中国低诗潮的诗人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并以此为突破口,将笔尖触到了人们难以启齿的领域,在其中大做文章。然而,这一颇具反叛色彩的释放并没有触动权力阶层的实质。权力不是一种单一的结构,也不会让人一目了然,通过“性”的书写来反抗奴役压迫是极其幼稚的以暴制暴。根据福柯的观点,权力是无处不在的微观结构,它甚至可以表现为个人的某一惯性动作。性是一种微观权力的幻象,其本身已经给反叛预留了空间。当诗人认为自己已经通过下半身书写挑战了权威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已经落入了被奴役的圈套之中。那么进行身体写作的诗人是否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呢?他们进行身体写作是否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反叛姿态呢?显然没有,诗人们只是觅着诗歌的潮流闻风而动。历史早已向我们证明了这种反叛的无力,自明清以来,《金瓶梅》、《肉蒲团》等作品相继问世,在文学长廊中为市民文学树立了里程碑,但并没有成为反叛权威或是话语革命的利器。其次,我们应当冷静的反思一下,肆意的言语狂欢之所以造成影响,是不是来自于对国民“看客”心理的迎合?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文化传统成就了人们对于庸俗、残忍等行为的看客心态。鲁迅先生对“看客”的麻木不仁痛斥针砭,然而这种劣根性根深蒂固至今犹存。“崇低”的潜台词便是迎合,迎合就意味着妥协。从这个角度思考,“低性书写”便成了以暴制暴的表演,是充满俚俗色彩的一场闹剧。诗歌论落到迎合大众引围观的地步,这种妥协可以说是对五四启蒙传统的反拨,让知识分子的颜面荡然无存。

       (二)对民间的粗糙理解

  根据陈思和先生的观点,“民间”概念主要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它是在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第二,自由自在是民间最基本的审美风格;第三,民间包纳了五花八门的小传统,它是菁华与糟粕的综合,因此必须拒绝单一的价值判断。民间文化不是粗糙谩骂的垃圾场,草根和痞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存在。中国低诗潮很显然对误解了民间内涵,对“民间”一词进行了粗糙概念化的利用。首先,“民间”不等于“低”。民间文化具有多样化的价值判断,粗鄙与低不能与民间文化划上等号。民间艺术有其精致的结构,自成一体。自《诗经》始,民众情感的诗性表达有其自身的形式,具有极高审美价值。低诗潮冠以“民间”的名号,对于民间文化并无任何继承发扬,也没有创造任何新颖的形式,甚至语气也是千篇一律的冷嘲热讽。其次,民间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丰富性,脏、乱、差并不是民间文化的表征。徐乡愁在《中国出了个垃圾派》中高吼,“在这个装逼的世界,堕落真好,崇高真累,我们宁愿去捡那掉在地上的脏兮兮的垃圾,宁愿蹲下身来甚至贴在地面上思考世界和人生”,这是一种颓废的价值观。恰恰相反,民间文化的内核是活力与韧性。无论是思想还是语言,民间文化总是以一种蓬勃的状态呈现。最后,民间文化最感人的是真、善、美。陶渊明诗中的桃花源、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将民间的真、善、美描述的淋漓尽致,感人至深。而低诗潮诗歌中处处呈现的假、丑、恶,将世界勾勒成一派混乱的垃圾场,乌烟瘴气。低诗潮诗人的诗歌除了俚俗之气外,其愤世嫉俗的批判与谩骂恰恰表现出与民间极不相容的精英意识。

  (三)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施效颦

  若将中国低诗潮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这无疑只是一次拙劣的模仿。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社会底层穷人、盲人、妓女,甚至尸体成为诗歌的核心意象,通过审丑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审丑传统由此建立。艾略特的《荒原》,以荒原意象反思战后的欧洲文明,由绝望的丑恶提醒人们对美的感知,审丑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涌现垮掉的一代。垮掉派诗人以极具争议性的形象出现,藐视社会秩序,反对一切世俗陈规,厌恶文明机器,追求绝对自由,吸毒、纵欲、沉沦,以此向体面的传统价值标准进行挑战。真、善、美在他们的世界里无迹可寻,充斥着的只有无尽的假、丑、恶。从诗学主张到创作实践,中国低诗潮与此表面上如出一辙。艾伦•金斯堡的深情嚎叫唤醒了中产阶级的美国梦,他怀着深沉的感情颠覆了文明乌托邦,在继承惠特曼的基础上开创了独特的诗歌表现形式。但中国低诗潮在造成诗坛虚假繁荣的同时也使诗歌面临崩盘的困境,是一种毁灭式的建构。中国低诗潮究竟是考察到诗坛现状之后的深思熟虑,还是对西方思潮的拙劣模仿?“崇低”是与人民并肩作战的宣言,还是无聊的哗众取宠?

   三、“裸奔”之后

  中国低诗潮是诗歌成功的走上了“崇低”之路,拿掉了诗人的遮羞布,将诗歌从内而外脱光。归根结底,中国低诗潮究竟反叛了什么,创造了什么?中国诗歌面临怎样的未来?“裸奔”如何谢幕,诗人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向前?

中国低诗潮从兴起至今约有十年光景,低诗潮诗人将创作的激情、个性、真诚发挥的淋漓尽致,同时,低诗潮引发的问题也渐渐的呈现出来。中国低诗潮在网络上一石激起千层浪,诗歌走向大众生活,人们参与诗歌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高。面对网络媒介,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创作激情,诗歌的产量急剧提高,但与此同时,网络诗歌论坛上的创作探讨不再以严肃的形式进行,而是喧嚣嘲弄叫骂之声不绝。言语的放浪形骸,内容的肆无忌惮,“裸奔”的诗歌又像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针对诗歌面临的诸种问题,学人纷纷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张嘉谚认为在中国低诗潮运动中,诗人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争取话语的权力,推动话语换场。“崇低”的内核在他看来正是诗人崇高品质的体现。这一看法显然过于乐观,鱼目混珠的现状已经说明事实并非如此。在低诗潮运动中,究竟有多少诗人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严肃的创作,又有多少人随风而动谋功求利,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刻反思。诗人丁友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错误的把审丑当成美学的全部使命,把审丑推向了极端,唯丑为美,嗜丑成性,”[2]诗歌创作很可能沦为假丑恶的展览馆,成为宣泄快感的工具。他指出的这一点也是诸多论争的症结所在,既然认识到了问题,那么低诗潮很有可能在修正中获得进一步发展。也有学人激进的提出像传统诗歌学习,随着2010年首届古体诗词创作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向传统回归的声音甚嚣尘上,古体诗词创作蔚然成风。然而,我们也必须警惕,时代永远是向前发展的,一时代当有一时代之创造。与中国低诗潮同时,诗坛涌现出与之截然相反的诗歌流派,即第三极神性写作。第三极诗人倡导诗歌的神性,指出神性不是对人性的否定,而是人性中最高尚、最接近神性并放射光辉的那个部分。他们与低诗潮诗人构成了正面冲突和全面随礼,强调写作的道德背景,认为写作为时代负责,应当挖掘生活中所有的正面力量。第三极神性写作作为独立的诗歌立派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与中国低诗潮针锋相对,这何尝不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呢?

  笔者认为,中国低诗潮运动将诗歌推向了危险的边缘。下半身、垃圾派、梨花体引起的论争确使诗歌在时代语境中重新得到重视,但这种重视饱含焦虑与鄙夷,诗歌死了的质疑不绝于耳。由此产生的某些诗歌,不仅玷污了诗坛,也是对读者侮辱。福克纳认为,诗是一种超越,它可以是一根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然而,低诗潮诗人既没有超越,也没有创造,甘心匍匐于大地,奴役于现实,他们的诗恐怕只会遗臭百年。网络时代的诗坛是充满生命力的,对低诗潮批判绝不是一个人的战役,新的诗歌范式也在批判中逐渐建立起来。为了诗歌的明天,诗人们,停下你们的笔,等等你们的灵魂!

  参考文献:

  [1]丁友星《中国新诗的发展与走向——<低诗歌论•前沿>》,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2]陈仲义《“崇低”与“祛魅”——中国“低诗潮”分析》,南方文坛,2008年第2期。

                             ———本文发表于《北方文学·中旬》2012年第8期

http://www.bfwx.org/a/wenxue/wenxue/2012/1016/2052.html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bfwz/bfwz201208/bfwz20120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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