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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广义符号叙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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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7-12-27   

广义符号叙述学

广义符号叙述学



                   赵毅衡







赵毅衡1943年生,作家,著名符号学—叙述学理论家。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助理研究员;1983~1988年就读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并担任该大学的助教、助研,于1988年获博士学位;1988年起,任职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终身资深讲席,2002年起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创立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是西部符号学派创始人。赵毅衡创建的符号学理论,尤其在文化符号学与广义叙述学领域的贡献,在当代形式论运动中具有源头性影响。主要学术著作有:《远游的诗神》、《新批评》、《文学符号学》、《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The Uneasy Narrator》、《Toward a Modern Zen Theatre》、《必要的孤独》、《礼教下延之后》、《符号学》、《广义叙述学》、《趣味符号学》等。赵毅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涌现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坚持形式论学术探索研究已超过35年。在长期的研究生涯中,他一直坚持独立思考,坚持创新式的思维,不断推出新成果。近年成绩尤为突出,是他的学术成果最引人注目的时期。这种对学术的认真坚持,永不停息的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





            

            一、什么是符号?



为什么要花力气仔细定义符号?因为现在“符号”这个词在网络上,甚至日常生活中越用越多。经常可以看到如此之类的说法:“这只有符号意义”(意思是“无真实意义”);“简单的GDP总量排名只有符号意义”(意思是“无实质意义”);“她不是一个符号性的艺人”(意思是“低调而实干”),甚至知识分子都经常这样用。如果现在不加辨义,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用错,以至于最后“符号”成为“华而不实”的同义词,甚至把符号学看成“纸上谈兵”或“弄虚作假的研究”。所有以上这些说法都从根本误用了“符号”二字:人类文化中任何意义都要用符号才能表达,所有的意义都是符号意义,“非符号意义”没有可能存在。而且,“符号意义”范围很广,很可能是极为实质性的,甚至是可用金钱或其他方式度量的:祭献朝贡,拍卖收藏,判定生死,甚至是否打一场战争,都可能是符号考量的结果。符号一词的混乱用法,不能完全怪学界外的使用者,因为中西符号学界对这门学问的基础概念“符号”,至今没有确立清晰的定义。符号学发展100多年的历史,无数名家一生投入,思索良苦,使符号学成为一门成熟而精密的学科,被称为人文社科的数学。符号学涉及的许多重要概念,如意义、系统、象征、文化、艺术、价值、意识形态等等,每个术语都苦于定义太多太复杂,唯独最根本的“符号”与“符号学”却没有大致认同的定义。西方著作给“符号学”的定义一般都是“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这个定义实际上来自索绪尔,索绪尔一百多年前建议建立一个叫做“符号学”的学科,它将是“研究符号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作用的科学”。索绪尔并不是下定义,而是在给他从希腊词根生造的semiologie一词做解释,用一个拉丁词源词(sign来自拉丁词signum)解释一个同义的希腊词源词(semiotics来自希腊词seme on)。然而索绪尔这句话现在成了符号学的正式定义。在中文里,这话是同词反复;在西文中,如果能说清什么是符号,勉强可以算一个定义。但是“什么是符号?”是一个更棘手的难题。论者都承认符号不应当只是物质性的符号载体(亦即索绪尔的“能指”,或皮尔斯的“再现体”),符号应当是符号载体与符号意义的连接关系。但是这个定义又太抽象,使符号失去了存在的本体特征。因此,很多符号学家认为,符号无法定义。符号学家里多夫为定义符号写了几千字后,干脆说:“符号学有必要给‘符号’一个定义吗?众所周知,科学不必定义基本术语,物理学不必定义‘物质’,生物学不必定义‘生命’,心理学不必定义‘精神’”。但是符号学作为一种对普遍意义活动规律的思索,目的就是为了理清人类表达与认识意义的方式,因此不能不首先处理这个基本定义问题。严肃的讨论毕竟要从一个定义画出的界限出发。笔者愿意冒简单化的风险,给符号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这定义卷入一连串至今难以明确解答的难题,甚至可以得出一系列令人吃惊的结论。首先,既然任何意义活动必然是符号过程,既然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那么意义必然是符号的意义,符号就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符号是意义的条件:有符号才能进行意义活动,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存在。因此,为了定义符号,我们必须定义“意义”。要说出任何意义,必须用另一个意义;判明一个事物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是引发解释的,可以解释的。而一切可以解释出意义的事物,都是符号。因此,意义有一个同样清晰简单的定义: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雅柯布森说:“指符必然可感知,指义必然可翻译”。这个说法简练而明确:“可译性”指“用另一种语言翻译”,或是“可以用另一种说法解释”,也是“可以用另一种符号再现”。“可译”就是用一个符号代替原先的符号。这个新的符号依然需要另外一个符号来解释,例如用汉语“符号”解释英语sign,这个“符号”依然需要解释。“需要解释”不是解释意义的缺点,相反,如果解释“一步到位”了,反而会有根本性的缺陷,例如说“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实为不做解释。解释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需要进一步解释。因此,上面的定义可以再推一步:意义必用符号才能解释,符号用来解释意义。反过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解释,也没有不解释意义的符号。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缠绕,实际上意思简单:一个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收(解释)这两个基本环节,这两个环节都必须用符号才能完成,而发出的符号在被接收并且得到解释时,被代之以另一个符号。因此,意义的解释,就是一个新的符号过程的起端,解释只能暂时结束一个符号过程,而不可能终结意义。正因为每个延伸的解释都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就是这种表意与解释的连续带。





              二、什么是符号学?





由此,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符号学?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学理问题,也是一个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如何定位符号学的具体问题。文化,我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相关表意活动的总集合。”而一些西方学者把符号学变成一门文化批判理论,这在西方语境中是合适的,因为西方学院的文化责任就是批判,布尔迪厄与博得里亚用符号学做尖锐的社会文化批判,是切合已经充分“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的。在原第三世界国家,具体说在中国,符号学的任务是对文化现象的底蕴做分析,描述,批判、建设,符号学必须帮助社会完成建设现代文化的任务。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不仅批判而且建设的符号学”,为此,我们还是必须建立符号学的一个切实的定义。西方学者自己也极不满意“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这个通用的定义。钱德勒那本影响很大的网上提供的《符号学初阶》,开头一段试图用这种方式定义符号学,接着说,“如果你不是那种人,定要纠缠在让人恼怒的问题上让大家干等,那么我们就往下谈……”此话强作轻松,细听极为无奈。艾柯的新定义“符号学研究所有能被视为符号的事物”,几乎没有推进;另一个意大利符号学家佩特丽莉说符号学“研究人类符号活动诸特点”,亦即人的“元符号能力”,这依然没有摆脱“符号”的同词重复。笔者在1993年就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笔者认为,从这一对符号的定义出发,说符号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如此简明扼要,言之成理的定义,没有被广泛采用?先前的符号学者当然朝这个方向想过,例如在19世纪末与皮尔斯一道建立符号学的英国女学者维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n Welby)就建议这门学科应当称为sensifics, 或significs,即有关sense 或 significance的学说,也就是“表意学”。她言简意赅的名言是:“符号的意义来自意义的符号”,可惜维尔比夫人的成就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最近才有佩特丽莉的千页巨著,详细讨论并整理了维尔比夫人的资料。后来的符号学家没有采用此说,可能是考虑到有关意义的学说太多,例如认识论、语意学、逻辑学、现象学、解释学、心理学等。某些论者认为符号学的研究重点是“表意”,即意义的发出(articulated meaning)。福柯在他1969年关于认识论的名著《知识考古学》中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阐释学;把鉴别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他的意思是符号学与阐释学各据意义活动的一半,相辅相成。福柯这个看法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索绪尔符号学,实际上现在符号学已经延伸到意义的接收端,覆盖与意义相关的全部活动。近年来皮尔斯的符号学代替了索绪尔的符号学,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皮尔斯注重符号的意义解释,他的符号学是重在认知和解释的符号学,他的名言是“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这本是符号学应有的形态。怀海德的意见与福柯相仿:“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这话对了一半:没有符号,人不能表现、也不能理解任何意义,从而不能作为人存在。没有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不仅人无法存在,“人化”的世界无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只有用符号才能思想,或者说,思想也是一个产生并且接收符号的过程。因此,认识论、语意学、逻辑学、现象学、解释学、心理学,都只涉及意义活动的一个方面,而符号学是对意义的全面讨论。因此,把符号学定义为“意义学”是能够成立的,也是有用的。这样讨论的目的,是确定符号学涉及的范围。很多人认为符号学就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实际上符号学研究的范围,文化的确是最大的一个领域,但是符号学还研究认知活动、心灵活动,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甚至包括一切由有灵之物的认知与心灵活动。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须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符号是人存在的本质条件。中国人实际上参与了符号学的创立。“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而且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赵元任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赵元任说与“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英文词,可以为symbolics,symbology,symbolology。西方没有人用过这些词,可见赵元任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皮尔斯、维尔比提出这门学科。因此,赵元任用的词应当是这个学科的第五种称呼方式:日文“记号论”是翻译,中文“符号学”不是。符号与意义的环环相扣,是符号学的最基本出发点。笔者上面的说法——符号用来解释意义,意义必用符号才能解释——听起来有点像一个“解释循环”,事实上也的确是一个解释循环:表达符号释放意义以吸引解释符号,解释符号追求意义以接近表达符号。艾柯看出文本与解释之间有个循环,与我说的这个意思相近。他说:“文本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解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解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也就是说,文本是解释为了自圆其说(“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而建立起来的,文本的意义原本并不具有充分性,解释使文本成为必然的存在。艾柯承认这是一个解释循环:“被证明的东西成为证明的前提”。有解释,才能构成解释的对象符号;有意义,才造成意义的追求。





            三、象征是一种特殊的符号



“符号”一词的用法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与“象征”的混淆。汉语和西语中都出现了此种二词混淆,但是原因各有不同。象征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但是各种符号修辞格中,最难说清的是象征。讨论如何区分象征与符号的论著,在中文中有很多,越讨论越糊涂。而在西语中,symbol与sign这两个词更加容易混用,不少符号学家用了整本书试图澄清之,常常只是把问题说得更乱。惠尔赖特讨论象征主义诗歌的名著,对“象征”的定义却难与符号区分:“一个symbol指向自身之外,超越自身的意义”;再例如茨维坦·托多洛夫《象征理论》把两个意义的symbol合在一起讨论,越讨论越乱。本来这个问题应当可以用符号学来澄清,也只有对意义特别专注的符号学才能澄清之。但恰恰是在西语的符号学著作中,这个问题弄得比其他学科更乱,这是因为在西语中,symbol一词为“象征”,但也意为“符号”。一词双义,使西方符号学自身成为混乱的原因。古希腊语symbolum语源意义是“扔在一起”,表示合同或约定的形成过程。在当代西方语言中,symbol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意义。《简明牛津词典》对symbol一词的定义是两条:一是一物习俗上体现了、再现了、提醒了另一物,尤其是一种思想或品质,例如白色是纯洁的symbol;二是一个标志或字,习惯上作为某个对象、思想、功能、过程的符号(sign),例如字母代替化学元素。可以清楚地看到,前一定义,对应汉语“象征”;后一定义,与sign同义,对应汉语“符号”。但是二者为同一词,写法读法一样,乱从此出。简单地说,象征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是指向一种复杂意义或精神品质的符号。象征能获得这样的能力,主要靠在一个文化中的反复使用,累积了“语用理据性”。例如荣格说的“原型”,就是在部族的历史上长期使用,从而指向了某种特殊的精神内容。索绪尔对此错乱倒是很清醒,他清楚地声明:“曾有人用symbol一词来指语言符号,我们不便接受这个词……symbol的特点是: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种自然联系的根基。”symbol作为“象征”与意义的关联并非任意武断,因此不符合他的“符号”定义。应当说,索绪尔对符号的“无自然联系”要求,是不对的,许多符号与意义对象的联系可以“有根基”。但是他在讨论符号学的基础时拒绝使用symbol以避免混淆是对的。可惜他无法纠正每个西方学者的用法:皮尔斯用的symbol恰恰就是任意武断的“规约符号”。至少在这一点上,索绪尔比皮尔斯清楚。应当说,在汉语中,“象征”与“符号”这两个术语本不会混淆,混乱是在翻译中产生的。西方人混用,翻译也只能在“象征”与“符号”中摇摆。影响所及,中国学界也不得不被这种混乱吞噬:中国学者自己的书,也弄混了本来清楚的汉语词汇。稍看几本中文讨论符号与象征的书,就会看到:我们让西语之乱乱及汉语,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中西交流”。 本节的目的,是把汉语的术语“象征”与“符号”区分清楚。在可能情况下,帮助西人整理一下他们弄出的混乱。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究竟什么是“符号”。有国内学者认为symbol此词,“用于逻辑、语言及符号学、心理学范畴时,多译作‘符号’;而用于艺术、宗教等范畴时,则译为‘象征’”。这话实际上是说汉语中“象征”与“符号”也是同义:两者都与symbol对应,只是出现于艺术学和宗教学之中是“象征”,出现于逻辑、语言及符号学、心理学,是“符号”。这种“按学科”处理术语,恐非易事。 钱钟书对这个纠葛看得一目了然。《管锥编》第三卷中说:符号即sign,symbol。钱钟书的处理原则是:西语symbol意义对应汉语“符号”时,译成“符号”;对应汉语 “象征”时,译成“象征”。一旦弄清原文究竟是符号还是象征,就以我为主处理,不必凡是symbol都译成“象征”,这样汉语能反过来帮助西语理清这个纠结。西方学者由于两词意义接近,每个人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解,经常互不对应。有些学者认为“符号是浅层次的,象征是深层次的;符号是直接的,而象征是背后的潜在意义”。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某些人类学家,他们思想中的“符号”,看来只是某种类文字的“记号”(notation)。弗洛姆说:“符号是人的内心世界,即灵魂与精神的一种象征”。这话的意思是符号范围比象征小,是象征之一种。本文上面已经说过:符号的外延应当比象征宽得多,象征是符号的一种。大部分中文翻译,把西文每一处symbol都译为“象征”。巴尔特的《符号帝国》,说日本民族是个symbolic system;桑塔亚纳说:“猿猴的声音变成symbolic时,就变得崇高了”;弗赖说symbol是“文学作品中可以孤立出来研究的任何单位”。这些人说的都应当是“符号”,但是中译竟然一律译为“象征”。拉康给他的关键术语Symbolic Order下定义时说:“Symbolic Order即符号的世界,它是支配着个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秩序”。按他自己说的意思,Symbolic即“符号”,从导向“秩序”角度考虑,因此,Symbolic Order应当译成“符号界”才正确。艾柯对此解释说:“拉康称作‘Symbolic Order’,说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他实际上应当说‘符号界’(Semiotic Order)”。但是偏偏中文翻译或讨论拉康,都称之为“象征界”。还有一些西方理论家的用法更加理不清楚。卡西尔《人论》一书的名句,“人是animal symbolicum”,现在一般译成“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但是也有人译成“人是使用象征的动物”。卡西尔在这几个术语上用法比较特殊:他把sign解为动物都会有的“信号”,而把使用symbol看成人的特点 。即使照他这个意思,他用的symbol也必须是“符号”。卡西尔的研究者谢冬冰,特地写了一章《符号还是象征》,仔细考察了卡西尔著作的历年中译处理方式,对照了卡西尔自己的解说,结论是:“从其整体的认识论来看,他的哲学是符号哲学,而不是象征哲学,但是全面地看,在讨论艺术与神话的发生时,很多地方,symbol一词应理解为象征”。这话有道理,但是要处处辨别卡西尔是否在讨论艺术与神话还是别的意思,恐怕不可能。这个总结,是承认卡西尔的整个“象征秩序”哲学体系游移于“符号”与“象征”之间,实际上无法翻译。布尔迪厄著名的术语symbolic capital,不少学者译成“象征资本”,也有一些译者翻译成“符号资本”,①中文论者两者混用。按布尔迪厄的本意,恐怕应当译成“符号资本”。 布尔迪厄把这个概念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对列:“symbolic capital是其他各种资本在被认为合法后才取得的形态”。既然是各种资本的转换的结果,当以“符号资本”为宜。“象征资本”似乎是“象征性的空虚资本”,这正是布尔迪厄所反对的。但是也有不少西方理论家刻意区分symbol与sign,此时几乎个人有一套说法。克里斯台娃的理论围绕着“符号的”(Semiotic)与“象征的”(Symbolic)两个层次展开,“符号的”,是“前俄狄浦斯的”(Pre-Oedipal);当一个孩子获得了语言,就不得不臣服于“象征的”,即后俄狄浦斯的符号系统(sign system)。这是她独特的用法,我们无法整理,只能依样画葫芦地翻译。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性是从“象征秩序”推进到“符号秩序”,因此,在他的思想中,“符号”与“象征”是决然对立的。在1972年的名著《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举了一个简明的例子:结婚戒指是“一个特殊的物,象征着夫妻关系”;而一般的戒指并不象征着某种关系。”因此一般的戒指是“一种他者眼中的符号”,是“时尚的一种,消费的物”。而消费物必须摆脱“象征的心理学界定”,“最终被解放为一种符号,从而落入到时尚模式的逻辑中”。这段话的意思是,象征有心理意义,是传统的;而符号则有时尚意义,是“现代性”的。实际上,戒指都是携带意义的符号(除非用来切割玻璃),也都是意指“思想家或品质”的象征。既然鲍德里亚有自己明确的独特定义,我们只能按他的用法介绍他的理论。的确,sign与symbol这两个词,在西语中是从根子上混乱了,每一个论者自己设立一套定义,更加剧了混乱。符号学奠基者皮尔斯,也把这两个关键性的关键词说得更乱。他使用symbol一词,指符号三分类之一的“规约符号”,即与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对立的,靠社会规约性与对象关联的符号,他这是在symbol的复杂意义上再添一义。但是他又花了很长篇幅,把他的这个特殊用法解释成“与其说这是赋予symbol一种新意义,不如说并返回到原初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名词是一个symbol,是约定俗成的符号。在古希腊,营火是symbol,一个大家都统一的信号;军旗或旗子是symbol;暗号(或口令)是symbol;证章是symbol;教堂的经文被称为symbol,因为它代表证章或基督教原理考验用语;戏票或支票被称为symbol,它使人有资格去接受某事物;而且情感的任何表达都被称为symbol。这就是这个词在原始语言中的主要含义。诸位考验判定他们是否能证实我的声明,即我并没有严重歪曲这个词的含义,并没有按我自己的意思使用它。②皮尔斯这话是说symbol与对象的关联向来都是约定俗成的,因此象征就是规约符号。但是象征与非象征的区别并不在是否约定俗成,而在于象征的对象是一种比较抽象“思想或品质”。就用他自己举的例子来说,“教堂经文代表基督教原理”,的确是象征;营火,军旗、证章、旗帜,支票,都是靠规约而形成的符号;至于“情感的任何表达”,例如表情,手势,身体动作,则是以像似符号成分居多,皮尔斯也承认大部分符号几种成分混合。皮尔斯一定要说他用symbol作“规约符号”之义,是“回到希腊原意”,在西方学界可能是为创立符号学辩护的好策略。但是这种自辩,无法为他的symbol特殊用法提供古典根据。皮尔斯自己生造了几十种符号学术语,在这个关键概念上,他完全没有必要用此旧词。事到如今,最好的办法是西文取消symbol的词典第二义,即不让这个词再作为“符号”意义使用,全部改用sign。这当然不可能,语言问题无法由学界下命令解决,况且这是学界自己弄出来的严重混乱。中西语两者本来就不对等,意义混淆的地方也不一样,翻译时必须仔细甄别什么时候在谈的哪一种定义的symbol。西方人可以交替使用symbol与sign,虽然引起误会,至少使行文灵动。西方的用法,不是我们处处把symbol译成象征的理由。在汉语中,象征只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象征与符号不能互相替代。幸好,本文并不企图代西方符号学界澄清西语的混乱,本文只讨论汉语中的符号或象征。当代汉语的日常与学术用语中,也必须分清“符号”与“象征”。例如本文一开始举出的一些例子:学者们在讨论“为什么超女是当代文化的符号”这问题的措辞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电视节目的名称,都携带着一定意义,本来就都是符号。“超女”作为符号是不言而喻的,根本无须讨论。讨论这题目的人,是想说“超女”节目已经变成一种有特殊“思想或品质”意义的符号。因此,问题的提法应当是“为什么超女是当代文化的象征?”中国符号学完全可以幸免于乱,只要我们拿出定力,不跟着西人的乱局到处跑,我们应当像赵元任在20世纪20年代那样,完全明白他建议建立的symbology学科,是“符号学”,而不是“象征学”。



注释:

①例如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的很重要的布迪厄社会学著作《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又如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②此段引自涂纪亮《皮尔斯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92页) 。涂纪亮先生把皮尔斯文中的symbol一律译为“象征”,现将该词归原为symbol,以便讨论其复杂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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