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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诗的本质及发展方向  ——写在鲍勃迪伦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之际
级别: 论坛版主
0楼  发表于: 2016-10-15   

诗的本质及发展方向  ——写在鲍勃迪伦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之际

中国的第一位颓废主义诗人是上世纪20年代留法归来的李金发。他是把法国象征主义带到中国诗坛的第一人。下面是他的早期代表作《弃妇》: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间,

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

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

越此短墙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

  往返在空谷里,

我的哀戚唯游峰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

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游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徜徉在丘墓之侧,

永无热泪,

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装腔作势的冷峻,故弄玄虚的堆砌,似乎真的超越道德,有了仙家感觉。其实是谬种流传,贻害诗歌——如同兰波成年后以自己的诗歌和青春为耻一样,饱受诟病的李金发后来否定了自己的诗歌,专事雕塑艺术,而且卓有成就,还当了外交官。但错已铸成,其余毒在中国迄今未消。

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波及中国诗歌界,功利主义美学旗帜下的极左政治诗走到了尽头。随着国门的打开,污泥浊水混在滚滚洪流中涌了进来。诗人顾工突然在报刊上“发难”,对自己的儿子顾城所写的离经叛道的“朦胧诗”表示“愤怒”,还摘抄出其中一些章节作简介点评,让国人跟着他开眼界,对儿子作了一次巧妙的包装宣传。于是顾城、海子等一干人趁势打着“朦胧诗”、“下半身写作派”、“口语派”、“垃圾派”、“非非派”、“撒娇派”“神性”派等的招牌,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鱼贯登上诗坛,以朦胧晦涩取代浅白;以极端的个人主义,取代体制所倡导的已经受到大众唾弃的空泛的集体主义。这是终结诗歌服务政治的历史性贡献,同时又是颓废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滥觞。以谢某为代表的学院诗评家们在关键时刻发声,称这是中国新诗的“凤凰涅槃”,合乎时代所要求的美学诗学原则,昭示了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云云。通过如此包装力挺,这帮有着强势家庭背景的叛逆者很快取得了诗歌话语权。

他们的美学诗学要点是:思维的现代化;手法的现代化;语言的现代化。

“思维现代化”的结果是新自由主义乌托邦成了核心价值,否定传统、忽略道德、远离崇高、脱离民族文化、反英雄主义、脱离社会现实成了诗歌写作者的痼疾。

“手法现代化”的结果是时空错乱、意象碎片化、激情病态化、抒情主体非人化和诗歌散文化。

“语言现代化”的结果是反常识、反逻辑、梦呓化、口水化、彻底失去叙事能力,诗句沦为文字组合游戏。这些诗评家和“诗歌作者”,否定民族文化元素和与语言发展的因循渐进,鼓吹颠覆语义逻辑的超民族超时代的“语言革命”,以“纯粹的身体的语言”,否定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取消作为的人思维细胞和交流工具的语言的社会性,让诗歌脱离人类社会精神文化范畴。

以上三个“现代化”的代表作有海子《太阳•弑》、顾城《两行诗》以及发展到21世纪初的“梨花体”、“废话体”、“羊羔体”、“截句”以及其他一些什么“体”的诗歌笑话,出现了曾某旷用乞讨来吸引眼球和某自称“诗人”的女子让人排队上台摸胸的“诗歌行为艺术”。诗歌批评家霍俊明指出:“中国诗人背后很长很长时间站立的都是西方诗人艾略特、里尔克等。而不是站立的东方诗人。”(《长诗的写作难度》)我认为这正是当代中国诗歌远离艺术的症结所在。

35年过去了,情况怎样呢?

首先看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诗界名人:顾城是用斧子劈死妻子后上吊自杀;海子是精神空虚练气功走火入魔绝望后卧轨自杀;戈麦、方向、蝌蚪、王尧也是一个个死于非命;而那些活着的人不是改行,便是以相互摹仿或自我复制的方式继续内窥、自恋、无病呻吟、乱发梦呓,赖在诗坛承担着诗歌败坏者的骂名。

这些人,初登诗坛之时踌躇满志,要改变世界。但很快他们就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面前束手无策。他们是用夸张到极致的矫情,复制当年法国颓废派前辈们的作为,逃避甚至对抗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像波德莱尔等早期颓废者一样,他们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画圆,也是认为人类社会日益沉沦即将崩溃。事实上,社会从来没有崩溃,崩溃的是他们自己。于是他们效仿兰波,自以为通神,或干脆自以为是神,是宇宙的主宰,藐视众生,热衷于内窥,用胡言乱语表达混乱的思想,与民族文化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边缘化之后,绝望疯狂或回归卑微平庸在所难免。他们做人失败,作诗自然不可能成功。要指望他们锤炼现代汉语、提升诗歌艺术、充当道德标杆、承载民族文化、引领人类精神,无异于缘木求鱼!

再看这些年的诗作:除了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追寻光明”、北岛“卑贱是卑贱者的敲门砖,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几段平浅的警句尚能给我们留下些许印象,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会客?至于那些诠释《周易》《道德经》和宗教教义,叙述历史脉络、探讨时间本质、否定民族文化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不管怎样包装,不可能和诗歌沾边靠谱!

记住顾城海子们的悲剧:冷静地想一想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妖魔鬼怪,夺走他们的灵魂和生存意志,把他们送上了不归路!

在200年前黑格尔解构了“象征艺术”作为艺术的合法性后,20世纪30年代初,匈牙利人乔治·卢卡契断定颓废派文艺因漠视人类自外于社会,终将失去叙事能力并走向反艺术——一部颓废主义诗歌史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诗界的现状,印证了黑格尔和这位恩格斯以后最伟大思想家的真知灼见。

1979——2014,盘点这35年的诗坛,可以说是惨不忍睹:“诗歌”作者道德沉沦、文化素质低下、精神危机严重、诗歌作品非诗化严重,品质低劣。13亿中国人愤怒地质问,这35年,社会转型,轰轰烈烈,翻天覆地,阴霾与阳光交织,痛苦与希望并存……如此震撼如此激烈——你们这些玩诗歌的人在哪里?都干了些什么?

他们中有的人暗示自己是在用诗歌的方式和“专制”抗争,是在争取民主和自由。3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用胆怯晦涩的语言图解政治观念是美学上的反动和诗学上的背叛。其所向往的“民主”实质是民粹;其追求的“自由”实质是无政府主义。他们与之抗争的“专制”,其实就是体现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中国模式。至于1949——1979,急风暴雨的时代在他们的“诗歌”中不是被忽略,便是被简化成几个概念化的辞藻——他们认为历史是前辈的事,现实是身外之事,与他们无关。关键是,即便他们想写,也力有未逮,写不出来。

中国现代主义先锋前卫诗派是走捷径。他们不阅读经典,不在语言和真正的诗歌技巧上下功夫,没有哲学史学和生活知识修为,没有把握世界的能力,只是一味追随新自由主义的旗帜,跟在西方颓废派身后咋唬。至于韵律和技巧,曰:“不屑”。

面对铺天盖地的责难,有人在博客里作如是辩解:“诗歌没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绝对不可能光大民族文化,根本不屑于与人交流,没有义务观照人类生存状态和普遍情感,不奢求引起广泛共鸣。诗的本质就是个人在瞬间的独特的生命感受,只能用极端私人的身体的语言来表达。普罗大众懂不懂没有关系,能引起某些人的某种感应就行了。”换言之,大众的唾弃正是他们的追求。

最近,他们还有一个辩词,说每个时代都应有自己的诗歌与诗学。过去是经典诗歌,现在似乎就应该是现代派后现代派颓废主义垃圾诗歌了!

行了!马拉美、王尔德、克罗齐、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的颓废主义理论是学到家了!问题是荷马、莎士比亚、屈原、李白、歌德、拜伦、普希金等这些“经典诗歌”显然不符合颓废主义诗学的“时代要求”——他们该怎样处置呢?

20世纪30年代,未来主义者马雅柯夫斯基曾豪迈地宣告:将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这些古董从历史的甲板扔下去!

当代中国的颓废“诗歌”作者没有这么粗野。他们只是重新制定了诗歌本质的定义,卑鄙地淡化荷马、李白、普希金等千百年来的诗歌符号,用无视其存在的方式把先贤们抹掉。

这里有一个问题:要么,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经典是伪诗歌;要么,颓废主义“诗歌”作者们写的东西是伪诗歌。

颓废主义“诗歌”作者们清楚自己是什么货色。他们宣称,明白流畅的“没有难度”的语言,不是诗歌材料;引领人类向上的、逻辑清晰的、诉诸理性和精神正常的、有社会责任担当的押韵的不是诗歌,不是诗人。只有像他们那样绝望沉沦的、以意象作诗魂用文字组合游戏玩味自我的、发泄与社会无关的个人情绪的、将碎玻璃渣当钻石装神弄鬼胡乱组词的、彻底散文化的才是“诗歌”,才是“诗人”。

几千年来,古今中外的诗人都是用约定俗成的语言与人交流,都是把自己和当下融为一体,是语言大师,是民族语言的典范。作为抒情主体,他们在表现自己的时候,就是在表现整个世界和人类精神;颓废派“诗歌”作者恰恰相反,他们不惜破坏语法规则,搞文字组合游戏堆砌意象,夸张地显示自己是宇宙的主宰或唯一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掩饰自己在语言表达和把握事物上的低能以及思想修为上的浅薄。

几乎所有写诗的人都坚称自己有信仰。信仰什么?信仰真善美应该是最大的公约数。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托马斯·艾略特、金斯伯格、博尔赫斯这些人之所以拒绝当下,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时空看作魍魉遍地的末日世界。他们的感觉真实吗?NO!百多年来的近现代社会发展现实表明,生活真实越来越好,并非是在地狱里越来越惨,没有妖魔鬼怪横行——他们自己才是妖魔鬼怪!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兰波的《醉舟》《元音》《文字的炼金术》马拉美的《诗的馈赠》《骰子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金斯伯格的《嚎叫》李金发的《琴的哀》海子的《太阳•弑》顾城的《两行诗》等回避现实,或狭隘变态地扭曲现实,是真吗?肆无忌惮地疏离道德,是善的吗?既不真,又不善,不真不善的东西有可能美吗?

应当承认,在这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作者中,也不乏头脑清醒者。杨炼,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他早期的诗作,当时是传统手法,而且颇有成就。80年代初国门打开,出于对功利主义美学颂圣文学的厌恶,他卷进了汹涌而来的现代主义洪流,并以勇敢的批判精神和大尺度的创新,成了当代中国诗界的领袖人物。80年代末他移居国外。旅居海外期间,杨炼与友人花了五年时间整理、编辑了一本英文版当代中国诗人选集《玉梯》,以期提供关于当代中文诗的清晰印象和较完整的思想地图。

在借由这本诗集回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时,他痛苦地发现许多当年被传诵一时、令洛阳纸贵的朦胧诗作品,在30年后的今天已经黯淡无光。这种在多重文化视角下形成的判断,令杨炼深深感慨:天赋式的诗人是不够的。2013年冬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没有什么天赋,对我们这代诗人而言,大器晚成是必须的。先锋好当,走没人走过的路,你就先锋了。但‘后锋’才是真正困难的。自己走出去、跟自己比较,在创作的厚度和耐力上都需要跟上。我信任走得远、走得深的这些人。但我们还在路上,离完成尚早。”他还说:“身为作家重要的是自己审视自己,敢把自己搁在那儿,让作品面对自己真正的生命。‘文革’后的这一代作家都到了该回头看看自己干了些什么、思考自己还能干什么的时候。回顾是可怕的,不回顾更可怕,可能只是一种自欺欺人。”

一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颓废主义诗歌始作俑者在最近也表达了对现代主义诗歌在这30多年表现的失望。他们承认这批诗歌及其作者因脱社会而被时代抛弃了。但他又替自己辩解,说当时推出现代主义诗歌是顺势而为,似乎自己是历史功臣。

为盛名所累的于坚在2016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也痛苦地反思了自己的诗歌生涯,说他最近去欧洲,突然发现自己玩了几十年的先锋诗歌竟然是别人玩剩下的破烂。他认为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带来了诗歌的同质化。本是想搭上伟大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时代列车,没想到一觉醒来却是骑在一只生了锈的恐龙背上……

是啊,是应该痛心疾首:当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幸免于难的普希金写下了《致西伯利亚》、《致恰阿达耶夫》,莱蒙托夫在普希金遇害后写出了《诗人之死》,海涅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写下了《西西里织工》——这些都是世界诗歌史上光耀千秋的名篇。而深度卷入1989年春夏之交学潮的中国现代派分行写作者们除了直接的诅咒和晦涩而胆怯的暗示,又为这场震惊世界的广场政治风暴留下了什么呢?

多么沉痛的反思!这比那些至今都还嘴硬说要“忠实于自己的写作”,否认文学史上有传世之作,鼓吹“以词句产生诗歌”之辈,真是伟大光荣至极!

但是,所有的反思是肤浅的。在这些反思者最近的言论中,他们还在替自己的诗歌及诗歌批评生涯辩解,强调自己当年是顺应潮流,应运而生,是时代的花朵,在当时具有合法性。他们至今没有认识到存在主义哲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一开始从根本上就与人类精神、艺术本质及诗歌精神背道而驰,有着绝对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对抗性矛盾。他们没有认识,或已经认识到了但就不愿承认自己就是诗歌瘟疫的传播者,是没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诗歌罪人!

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宣告:“上帝死了!”然后进了疯人院;希特勒践行了尼采的“优等民族专政”学说和“超人领导世界”学说,结果众所周知。存在主义哲学诗学的信徒们,你们清楚海德格尔的“此在”和尼采哲学及纳粹思潮的关系吗?尼采、希特勒死亡多年,海德格尔成了历史垃圾-—跟在他们身后折腾四十年了,你们还不觉得乏味吗?

对人类的绝望导致反理性和对语义逻辑及道德的颠覆,决定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作者们的写作自外于人类、脱离现实、精神变态并且无法叙事的颓废主义性质。事实的确是这样:被尼采宣布死了的“上帝”不仅还活着,而且仍然是自在的“宇宙之道”,是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拜伦、普希金等先贤至今巍然挺立在奥林帕斯之巅;屈原、李白、杜甫至今仍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民族的诗魂——而那些宣称天下无“道”,颓废疯狂,妄图抹去传统诗歌符号的狂徒呢?要想找到他们,只有去翻文学史的垃圾堆了!

其实,用不着驳斥他们:泰戈尔早就说过:“为个人写作,不是文学!”



              文化断崖及其后果

诗歌是发展的。这毫无疑问。几千年来,西方有过萨福的直抒胸臆;有过荷马的状物铺叙;有过十四行诗体、亚历山大体、和斯宾塞体、伊索-拉封丹-克雷洛夫寓言体、苏格兰-日耳曼民歌体和惠特曼的自由体。印度是由《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两部史诗,走到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而我们中国是从《诗经》四言,楚辞“骚体”,汉乐府古体、骈赋,初唐五言、七律,发展到了更加自由、音乐感更强、表现力更丰富的宋词和元曲。

中国新诗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一步断崖式大跳。古代汉语在这里终结,现代汉语从这里起步。现在,新诗已经有了100年的发展史——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百花凋零毒蘑丛生的境地呢?

首先,问题出在新文化运动本身。

甲午战败后,老子孟子的民本思想被屏蔽,礼教教条化到了极致,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代表的千年陈规陋习及农耕社会结构,已成亡国祸患。社会文化变革势在必然。于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起。这个运动以“砸烂孔家店”为号召,像一阵狂飙横扫整个中国,让所有读《四书》《五经》长大的旧文化人,感到末日降临。他们在革命大潮下颤栗偷生,眼睁睁看着小孩混在脏水中被泼了出去。

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四大古文明: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古美索不达米亚。现在,除了中国,其余三大古文明都湮灭了。为什么?有人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是因为我们有造纸术、印刷术记载历史云云。事实是,古埃及有莎纸草造纸术,古美索不达米亚有泥板楔形文字,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图特摩斯和巴比伦的汉莫拉比还把战功、法律刻在花岗石上存留至今——可他们的文明史还是成了断代史。

翻开历史,真相触目惊心:

古埃及盛行血亲婚姻。为保证血统纯正,大权或财富不致旁落,像图特摩斯三世这样的兄妹婚是普遍现象。宗教改革家埃赫拉吞法老甚至还公然和自己的亲生小女儿结婚生子。直到后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尾声,女王克娄帕特拉二世、克娄帕特拉七世的合法丈夫,仍然是她们的亲哥哥和亲弟弟。如此不讲人伦,血亲婚配,上行下效,加之同性恋和人兽相奸盛行,人种退化在所难免,文明衰落是理所当然。

古印度的哈拉帕—摩亨焦达罗文明的消亡,与两河流域古苏美尔文明、古阿卡德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伯莱文明的消亡原因基本相同:那就是过度垦殖,掠夺性开发,森林草原资源消耗殆尽,生存环境破坏严重,绿色家园成了沙漠,文明中心被迫转移后逐渐被外来文明同化取代,最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自己的祖先:讲人伦、法自然、求和谐,让我们的种族能够健康繁衍,文明能够薪火相传。

从神农氏和轩辕黄帝起,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保护自然环境,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陕西黄帝陵的黄帝手植柏、四川剑阁古道上的张飞柏、各古寺名刹里高僧大德栽种的文化名木、峨眉仙山的千年人工森林、云南边疆哈尼山寨入云的梯田,无一不是中国先民践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的证明。

据许倬云教授的《西周史》,四千多年前,周的故国或发祥地是在山西汾河边的新绛县。后羿的后代姜嫄氏和公刘在吸取夏商两朝的经验教训后,创立了重伦理、讲秩序、讲道德、讲礼仪、讲廉耻维系社会的礼乐制度。后来他们经过两次大规模迁徙,最终在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定居下来,被中央政权商封为“西岐”,部族首领爵位是“伯”。

商代末期,西岐已经有了“周原”这个响亮的名字。首领姬昌用礼乐教化子民,达到了“画地为牢”的境界。一时间道德旗帜高扬,政治清明和谐,经济繁荣富庶。商纣王为了遏制周的崛起,对周文王姬昌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武王“吊民伐罪”,组织联军,推翻了商的“无道”统治,建立了以“文王之道”为旗帜的周朝。

周搞分封制,以“礼”治国。作为天下共主,它的力量不在经济、军事、宗教,而在政治和道德。但权力导致腐败:幽王的“烽火戏诸侯”和厉王的“杀人以息谤”,使它从道德的高地上跌落下来,日渐衰落,被诸侯蚕食得只剩600平方里地赖以栖身。到平王时只得由镐京东迁洛邑,成了强大的诸侯夹缝中可怜的侏儒。

到了东周,孔子为复兴“礼治”,将“文王之道”系统化、理想化,使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儒学的旗帜下发扬光大。但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理念,有固化等级奴化民众之嫌。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观点对此显然是一种纠偏。战国时期,孟子为孔子的理论增加了民本内容,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绝对是对儒家学说最关键的补充,使其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即便后来朱熹和程氏兄弟将它教条化,推向反面,形成暂时的逆流,仁、义、礼、智、信、忠、恕、廉、耻几千年来一直是支撑中国的定海神针!历史上曾有过“五胡乱华”的插曲,游牧民族曾两次入主中原,大单于大汗们最初的理想都是把全中国变成他们的大牧场,最终却全都归化在中华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

仁爱、伦理、秩序、礼义、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人类生存发展内在要求完全一致,这就是它能延续至今,并将永远存续并发扬光大,从而引领人类未来的根本原因。

如今,我们有必要对新文化运动百年历史作深刻的反思。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三民主义”:这个收割了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主义”,其实是孙中山从美国青年哲学家边沁那里借来的舶来品,具有民粹主义的全部特质。其致命伤是用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讨好民众,忽略公民的基本义务。尽管也有人说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民国时期,有钱人有权利无义务贪得无厌胡作非为,穷人有选票没饭吃还要被苛捐杂税拉壮丁逼得走投无路,这是结构性矛盾,是共产党登高一呼“打土豪分田地”,就从者如云改天换地的根本原因。国民政府迁台,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两蒋抛弃边沁主义,采用适度威权统治,使台湾得以在较长时间里成为亚洲经济楷模,民主民生都得到了改善。现在:陈水扁、两颗子弹、黑心食品、议会打架、街头政治、选举不是抹红就是抹黑,要不就通过黑道买桩脚——政治人物寡廉鲜耻,街头政治风起云涌,各色丑闻层出不穷,全岛经济每况愈下。什么原因?为了选票,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丢失了,公民责任丢失了,社会前途丢失了!

新文化运动还有一枚多次改换名号的果实:乌托邦。这原本是一个哲学名词,是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创造的一个理想社会的名称。类似于孔子的“大同”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纯属空想,却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使中国在1919年至1979的60年间,呈现出一种混同着绝对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穷过渡等原始理想的社会形态。为此,曾内战频仍,招来外族侵略,政治经济翻来覆去地折腾,国家民族一次又一次陷入危机之中。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不走西方的民主自由道路?他们不是有着代表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代表广大选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先进制度吗?我说,人家是靠侵略战争、海外殖民、奴隶贸易、鸦片贸易、掠夺资源、奴役性劳动生产发展起来的,我们能走这条路吗?还有,人家愿意看到我们强大吗?还有,他们自己解决了民粹用选票绑架民主、以经济实力决定选票这个结构性毛病了吗?

在历史上,有公民投票逼反领军在外的尼西阿德、流放国家支柱伯利克里,民主摧毁雅典城邦的“希腊陷阱”;在当代,有大国为了搞地缘政治争夺势力范围,不惜把小国推进内战和被肢解火坑的“阿富汗陷阱”、“伊拉克陷阱”、“利比亚陷阱”、“乌克兰陷阱”和“叙利亚陷阱”。

有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叫“普世价值”。有人把“普世价值”等同于一人一票的选举和基督教文明的自由平等博爱。这是非常狭隘的。所谓“普世性”,其本质就是人类根本利益和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佛教的慈悲、道家的天人合一、墨家的兼爱和儒家的仁爱、公义、诚信、廉耻以及伊斯兰文明的秩序也具有普世性。

现在,我们的成就正在改变世界格局,我们的价值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全球化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今天,“仁、义、礼、智、信”这个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基督教文明核心价值“自由、平等、博爱”和伊斯兰文明的“秩序”呈兼容、互补、融合趋势。造成冲突的原因是西方文明的不自信及其帝国主义霸权的历史惯性。“修昔底德斯陷阱”其实并不可怕。大英帝国不就和美利坚合众国作了角色互换么?强势的丘吉尔因接受历史宿命而保全了英国的荣耀,为什么某些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呢?“颜色革命”在中东、乌克兰带来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为什么还要徒劳地强行推行自己并不成功的“选票主义”呢?

关键是边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民主自由有着明确的边界。他们却鼓动他们在中国的倾慕者幻想突破所有的边界。

重光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意味着对百年来价值迷失的救赎。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历史的必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没有理由只纠结于某些阴暗现象,不见阳光;没有理由自绝于民族,自外于社会,自弃于历史文化——我们不能幻想着去到一个没有边界没有规矩的社会。

后工业化时代,理想、友谊、爱情、美丽的大自然这些诗歌的主要内容显得弥足珍贵。但阳光雨露、酷暑冰霜、痛苦、欢乐——所有的人生际遇都是我们的宝贵资源:我们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的生存是诗意的栖息;我们心中充满包容万物的人类之爱!

新文化运动100年了。新诗100年了。在这100年中,我们有过成功:成功之作是戴望舒《雨巷》徐志摩《再别康桥》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罪恶的黑手》蒋光慈《写给母亲》闻捷《天山牧歌》李瑛《想起一条古老的河》孙敬轩《沉船》蔡其矫《大海》等珍宝;我们走过弯路:这弯路就是功利主义、现代主义—颓废主义及其衍生的观念性诗歌。

功利主义美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化宣传品的要求,造就了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们的政治标语大喊大叫流派,限制了艾青、闻一多、戴望舒、徐志摩、臧克家、蒋光慈、绿原、闻捷、李瑛、何其芳、屠岸、邵燕祥、蔡其矫、戈壁州、雁翼、袁水拍、高缨、周良沛、严阵、孙静轩、张志民、田间、张大成、流沙河等优秀诗人的成长和成就。



两种宇宙观与诗的命运

目前,中国诗坛的境况有目共睹。一方面,全国民间诗刊超过2000家,诗歌奖项超过100个,长期坚持写诗的人超过100万,其中有志于做大诗人的不乏其人;另一方面,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诗歌越来越难懂,越来越个人化、散文化、非文学化是普遍现象。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现代主义思潮,除了在文学史上产生大量垃圾,还是一条腐蚀和摧毁人类精神的沉沦之路,死亡之路。

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波德莱尔、兰波们的诗歌道路已被历史证明是方向性错误,为什么他们的继承人还要对人类绝望而选择颓废呢?

大哲学家康德提出过“星云说”。他认为太始之初的宇宙充盈着“原始物质”,这些“原始物质”后来凝聚成星球和包括生命在内的宇宙万物,这是个发展过程,涵盖了人类的起源和命运。康德担心海洋潮汐会逐渐减慢地球的自转,最终使地球成为“死星”。但这个漫长的过程只是人类戏剧的一幕,人类很自然地会找到新的居所,与永恒、无限的宇宙同步发展。

据此,康德美学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合目的论”。所谓“目的”,就是宇宙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引领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人类发展内在动力。这个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已经为地球从无生命天体到有机界、灵长类、人类的家园及其形成发展历史所证实;为人类由茹毛饮血到卫星上天的万千年来的发展历史所证实——这是星云形成时所决定的,是“先验”(验前)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佛教禅宗有一段著名的偈语:问,你从何处来?答,从来处来。又问,往何处去?答,往去处去——我们的“来”,从父母到父母的父母可上溯到生命的起源星球的起源;我们的“去”,与宇宙无限发展同步。“来”和“去”都是在星云诞生那一刻就决定了的。康德“星云说”、“合目的论”、“先验论”和佛家的偈语,实际上揭示了发展和宿命这个宇宙之谜。所以,二十世纪大思想家卡尔·波普尔说:“未来是由历史条件预先注定的。”人类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而且将无限发展——这就是宿命,就是“天道”。因而颓废是一种徒劳的自以为有趣的小丑表现,完全不足以阻挡人类前进的脚步!

诗歌是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精神中激励人、引领人的精华。人类永远前进无限发展,诗歌会反着来吗?那些僭诗歌之名反着来的不都已经失败、腐烂掉了吗?

康德看到了精神力量的边界,强调“物自体”的存在,而“物自体”不依附于精神,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这规律就是“先验论”及“和目的论”的重要支撑。歌德充分领会了康德哲学的精髓,在同爱克曼谈话时多次强调审美中的“合目的性”。比如马匹:战马以奔跑为能事,四肢修长才合于它的内在“目的”;驭马的内在“目的”则是负重,四肢粗壮才是其应有的身材;再如女人:女童应天真,少女应苗条,少妇应端庄、中年妇女应丰满、老年妇女应慈祥,各个时期的内在目的不同,装扮举止形象气质应该与之相适应,否则就不美。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文革“四人帮”极左理论流毒甚广。文革后期,我们在批判过“唯心主义先验论”后,信奉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殊不知这是英国洛克“经验主义”的中国现代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信奉经验主义是很可笑的,必然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比如,共产主义实践过吗?没有实践过,能叫真理,能作我们的信仰吗?其实,根据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共产主义也只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而任何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将一个注定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历史阶段作为信仰,需要巨大的勇气来规避科学精神,遮蔽客观现实和“物自体”的真理。

黑格尔曾自称是歌德“精神上的一个儿子”,这是间接地在哲学上对康德认祖归宗。一般人只看到柏拉图“理式世界”、普洛丁“神性外化”对黑格尔的影响,理解他不拥有康德那种宝贵的自由,所以不得不妥协,像牛顿必须找一个“第一次推动”那样,在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中为神保留一席之地,给上帝取了一个“绝对精神”的名字,并像神学家普洛丁一样把物质(包括美)看作神性(绝对精神)的外化,因而他提出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著名定义。其实,只要你把“绝对精神”或“理念”理解为“星云说”及“先验”“内在目的”,理解为中国古人所说的“宇宙之道”,你就会发现这位普鲁士国王的御用哲学家,实际上是科尼斯堡那个不进教堂的小个子教师伟大精神的传承人;发现过去给康德和黑格尔分别戴上“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的帽子是多么愚蠢的错误!

黑格尔极其重视精神的作用,认为没有经过精神加工的事物就像没有生命的天体,没有审美主体的参与就不具审美价值。黑格尔是将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三个层次。当主观精神膨胀或被变异成为某种观念,覆盖和取代客观精神、违背绝对精神的时候,一切就成了观念化的东西,艺术和美也就消失了。黑格尔在《美学》里指出:“观念的艺术是不自由的。不自由的艺术不具艺术特质。”反观1979—2014,这35年诗歌海洋看似喧嚣,但细听之后你会发现这些现象,其实和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的极左政治诗一样,都是图解某种观念的东西。所不同的是前者如贺某之《三门峡,梳妆台》那样,是为图解政治领袖意志浮夸吼叫;后者像海子《太阳·弑》这般,是为图解自己含混癫狂的“神性”胡言乱语。

现在量子物理学时代,宇宙起源于“大爆炸”是权威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宇宙有起点也有终点,有中心也有边界。(我怀疑这是上帝创世纪学说的“科学版”,因为这个“大爆炸”的原动力非常可疑,经不起追问,最终还是要落在超自然的上帝身上。)还有一种“熵”导致“热寂”的理论,说地球和宇宙最终要么会因膨胀过度,稀释热能或热能枯竭而收缩坍塌,要么会在日益升高的高温下再次爆炸。这就为当代的颓废派们打了鸡血针,似乎他们的堕落、绝望和疯狂有了新的“理论依据”了。

不知是喜剧还是悲剧:现在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作家,总有那么一些人热衷于发明和创造终极理论,似乎宇宙真的会根据他们的理论走向终点。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发现了爱因斯坦推论出的引力波,但至今仍未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而宇宙究竟有没有起点、终点和边界,可能永远得不到证实。现在霍金否定了自己的“黑洞”理论;福山否定了自己“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的学说;尼采——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和胡塞尔——郭尔凯廓尔——海德格尔——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已经被社会现实证明不仅不是宇宙终极真理,而且在逻辑上极其荒谬,根本无法解释宇宙,不能引领人类精神的发展。

事实摆在那儿:谬误速朽而时间在前进。所以福克纳说人类将永续不朽。欧洲的“乌力波”、美国的托马斯·品钦之流,以及集结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旗帜下的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颓废派,都是以自然科学取代社会科学,以现代物理学取代美学。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从康德——黑格尔的全面倒退,是荒谬和疏离美与道德的丑陋,实质上他们无异于宣称灾变即将来临,造成恐慌和道德崩溃后进行劫掠的匪类。

即便“大爆炸起源说”已经是定论,时空正在膨胀,走向“热寂”、热爆或冷缩坍塌,但这极有可能只是宇宙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过程。如果假设的全宇宙“大爆炸”是真的,那么人类及诗歌的命运是在爆炸那一瞬间就已注定,并且要和宇宙的膨胀同步发展,只能循着兽—人—神的阶梯一步步向上,不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后退、沉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上帝”没有死——永远不会死!

没有什么可怕的。从人择宇宙观来看,悲壮是一种绝美。在以光年计算空间、以亿兆年为计算单位的一个最美的星球上“杞人忧天”,堕落沉沦,自绝于阳光、星空、大海、田野、森林、城市、友谊、美酒美食、爱情亲情,实在是自寻烦恼自找死路,太不应该了。



             诗的发展方向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回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狂飙突进”,任何人都要承认当时那批满怀愤怒和绝望写诗的人,对中国前途和民族文化价值的判断是彻底错了。正如我们读莫言的《丰乳肥臀》、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看不到中国会有精神物质都强大的今天一样。

如果说三十多年前的现代主义诗歌作者是反思历史、忧国忧民、批判现实、鼓吹民主自由、作为中国诗歌败坏者的出现是事出有因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就已经明显地站在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与现实和民族文化格格不入,彻底失去合法性,是不折不扣的负资产了。从近40年来中国诗歌创作结果来看,毒草丛生、群魔乱舞、诗歌败坏变质是不争的现实,失败或彻底失败是最恰当的结论。跟在西方颓废派身后折腾,拾人牙慧,这是一条浪费青春,虚掷生命的死路。这死路已经到了尽头,再也走不下去了。

海子死前曾去一家酒馆要朗诵自己的诗歌换酒喝。老板说,酒可以随便喝,你的诗歌就算了。抑或海子突然间明白了自己诗歌的价值所值几何了。练气功走火入魔、谈恋爱因钱不够用告吹、安庆乡下家中对他经济上的期待是巨大的压力……凡此种种总而言之这个时代有亏于他,不配于他。于是他满怀悲愤地去山海关完成了一次诗歌行为艺术:躺在铁轨上,让呼啸而至的火车从身上压了过去,和自己的父母兄弟、校园情人以及这个不配和他共处的世界做了最彻底的切割。这沉痛的悲剧居然被中国诗界的颓废派们赞赏为“形而上死”——我们要问,这些家伙还是人吗?他们对生命如此轻贱,为什么不自己也去卧轨,让火车压过去,做他们所推崇的“诗歌烈士”呢?

诗歌属于生命和希望,而不是绝望和死亡!

别拿屈原和萨福说事:屈原和萨福是因国破情殇而心碎,他们在生前已建树起不朽的诗歌纪念碑。他们用生命殉国殉情,诉诸他们心中的理想,浇灌永恒的希望,本来就是一种无奈。而海子顾城之辈的理想是什么呢?是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是没有边界的反道德的“自由”;是轻而易举的名利双收——他们中没有被谁灭掉祖国夺去爱人,他们是因做人失败、艺术失败、经济困窘、道德破产、精神崩溃而颓废疯狂。

别拿诺瓦利斯和狄金森说事:这两位对黑暗和死亡情有独钟的歌手只是喜欢另类诗歌题材而已。他们愤世嫉俗,却始终真诚地爱着人类,相信未来。他们始终有理性,有道德,有高贵的公民意识,有深厚的民族语言修养。他们因不满而疏离自己的时代,已经大大降低了自己在奥林帕斯山的位置。为什么不看他们对黑暗后面的阳光的期盼,而要东施效颦,学习他们的缺陷呢?

别拿拜伦的私生活说事:这位因继承叔父爵位而成为贵族的诗人是旷世天才,他婚姻失败,私生活有失检点让人诟病。但他一身正气,学识广博,成就非凡,影响巨大。他在上院替弱势群体发声;在伊斯坦布尔海边行侠仗义,解救了一个因自由恋爱将被私刑处死的少女,最后死在为希腊争自由的征途上。这是魏尔伦、兰波、金斯伯格、奥洛夫斯基之流的性变态者所能比拟的吗?将一个伟大诗人私生活上的瑕疵,用作颓废派们反道德的理由;将垃圾坑中的精神境界、生活方式以及诗歌写作,与星空里最闪亮的星辰相提并论,是对诗歌的最大亵渎!

关于诗的发展方向,就世界而言是回归经典路线;就中国而言,安徽大学张器友教授提出应该公平对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工农兵服务”的红区诗歌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诗歌”。这些毕竟是诉诸人间的东西,诗歌技巧上不乏可取之处。张教授是对的。如闻捷、李瑛、臧克家、何其芳、冯志、穆旦、周良沛、屠岸、邵燕祥、戈壁洲、蔡其矫、高缨等人的诗歌创作就值得研究。事实上他们有一些作品,诗歌技巧非常娴熟。特别是周良沛、屠岸、蔡其矫等人改革开放以后的作品,力求突破极左功利主义束缚,接近终极关怀。他们的学养、意象意境营造、谋篇布局和语言功夫真的值得后辈好好学习。屠岸翻译的济慈,更是所有济慈译本中的翘楚。那些曾经覆盖、淹没他们的现代主义诗歌作者,现在气泡破灭,被时代抛弃,向下沉沦的本质原形毕露,在他们面前除了可疑而过时的“文化政治时髦”,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瘟疫有合法性吗?才不到四十年,中国诗歌几乎就没有韵律、没有人话、没有是非美丑、没有理想道德了。写诗的人如此,评诗的人如此,编辑诗的人也是如此!照此下去,中国诗歌将烂得不可收拾,中国人将彻底与诗歌绝缘。而顾城杀妻、海子偷情、伊蕾叫春、曾德旷乞讨、脑瘫妇穿过半个中国去睡人、号称“诗人”的女子让人排队上台摸胸……都是“佳话”,都是“诗意”,都是媒体苍蝇群起追逐的鲜美猎物,都是巨大利益链中的重要一环。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副产品是腐败,那么沉沦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诗歌界!

怎样的乌烟瘴气!怎样的令人痛恨!让这些瘟疫般的诗歌诗学至今充斥和把持着诗歌刊物、网站、院校的诗歌讲台及诗歌研究所,除了用“犯罪”二字来定义,还能有别的更恰当的解释吗?

诗人?现代主义颓废派配得上这个光荣的称号吗?他们从来就和真正的诗歌不沾边。其实,他们是冒名顶替的僭越者,是偷窃桂冠的贼!在明知现代主义颓废诗歌是诗歌瘟疫,不具合法性以后,还要写作、刊发、出版、贩卖、鼓吹、向学生灌输、误人子弟——难道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此在”,已经彻底遮蔽了你作为人的“本质”,泯灭了你的羞耻之心吗?

然而,作为诗人,上述红区时期和共和国前期的诗歌前辈对自己的时代是缺少担当、严重失责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红区,除了“颂圣”、诗歌泛政治化,还对蒙冤惨死的王实味落井下石,留下让那一代中国文人跳进黄河也洗刷不净的耻辱;共和国初期,他们对胡风、艾青、丁玲、绿原、邵子南这些优秀人物,除了妒贤嫉能文人相轻,便是丧心病狂党同伐异。一些人还参与告密和构陷,有人甚至充当打手,在人生纪念册上留下了小丑的印记;在“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中,他们即便身处“牛棚”,也要摇旗呐喊、歌颂权利、鼓吹斗争、围绕中心、紧跟形势、助纣为虐。根本没有坚持真理坚持人格,是资格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高尚的态度就是沉默——比凡夫俗子更怯懦的沉默!没有一点诗人风骨诗人良知的沉默!改革开放30多年了,当代文学史上没有关于他们敢于像弥尔顿、拜伦、雪莱、普希金、谢甫琴科、裴多菲、密茨凯维支、聂鲁达那样在暴政下拨响自由的竖琴,以自己的诗歌为历史作证的记载。他们身为党政官员和政府豢养的文化名士,食君之禄,放弃了自由思想,一直缺少真正的诗人所必须具有的批判精神、牺牲精神和自省能力。七十年代末他们之所以被现代主义思潮所覆盖、淹没,自身的“软骨症”是重要原因。就诗歌精神来说,他们这一辈诗歌作者绝对不可作我们的圭臬。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来得及换脑转型就已经作古,活着的也是耄耋老翁,即便有所反思,也只能把振兴诗歌的希望寄托给下一辈、再下一辈、以及再下一辈的下一辈了。

否定现代主义—颓废主义是对的。但政治功利主义美学同样败坏并且已经败坏过诗歌。用它来取代存在主义现代主义,是用一种已经用过的毒药,取代另一种正在用的毒药。是一种倒退,断不可取。要想在功利主义美学诗学基础上创立诗歌的“中国气派”,结果只能是用空泛的集体主义取代极端的个人主义;用贴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签的斯大林—毛主义美学,取代存在主义及现代主义美学。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毫无意义的轮回:在1975年发表的《毛主席与陈毅谈诗》这篇“光辉著作”的指引下,以民歌和古典诗词为基调的顺口溜、半文半白式的“民歌风格”“民族风格”的“中国气派”诗歌,就已经风靡过中国一回了。

风格和气派是时空环境文化底蕴差异,加上自由思想自由写作自然形成的。让诗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写作——能通往大海的路是每一条河每一滴水最适合的路。让不同的花儿自由生长。时空环境和文化DNA的差异所决定的不同的个性表达,自然会开出不同的花朵。伊波利特·丹纳从不稀罕有多少种鲜花同时绽放,他希望所有有志气的艺术家都争做艺术家家族中最高的那根枝条。

青年学者亚伯拉罕·蝼冢认为,诗的发展应该遵循从《诗经》、唐诗到《红楼梦》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遵循从荷马到卡赞扎基斯、索尔贝娄的西方主流文学的传统。这是有选择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双传统”。我认为此外还应加上“七个回归”:

一、回归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千百年来,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经过新文化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冲击后,执政当局痛切地感到民族魂不可失落,提出了“八荣八耻”,以取代通过阶级斗争解放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张。中共“十八大”以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成了具有普世性的民族核心价值新的表述。这个价值是中国诗魂的根本。

二、回归民族文化传承者的身份定位。这要求诗人不管是做人还是写诗都要把自己看作是屈原、李白、杜甫的继承人,用民族文化精华建造世界意义的精神家园。而不做兰波、庞德、金斯伯格的摹仿者,只为世界文学留下一堆垃圾。

三、回归古今中外先贤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正确道路。这要求诗人活在当下,选择向上,勇于担当,用形象化的生命之歌为族群和人类精神代言,而不是向下沉沦,怯懦地逃避现实,热衷于内窥。

四、回归悲天悯人、关注生命、坚信人类未来、扬弃一切偏见的终极关怀。而不是自我放大、自我玩味、蔑视众生、自外于社会、用自己的绝望去遮蔽别人的阳光。

五、回归正常思维形象思维、通过发展中的典型审美,遵循语义逻辑和生活常识,使用约定俗成的语言与人交流的创作原则。而不是用碎片化的意象图解紊乱的思绪和观念,故弄玄虚,颠三倒四,自说自话,胡言乱语,玩文字游戏。

六、回归超越功利、自由思想、向往崇高、优美个性表达的艺术境界。而不是把诗坛当作名利场,把诗歌作为图解观念的手段,受观念束缚,受观念驱动,以标新立异来掩饰粗制滥造。一句话,遵循艺术规律回归诗歌本身!

七、回归康德—黑格尔“典型”—“情致”美学、乔治·卢卡契“大现实主义美学”和朱光潜“主客观辩证统一美学”。扬弃所有颓废主义理论,吸纳一切艺术流派的精华,丰富刻画变化中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表现手段,重视移情、联想、内摹仿等审美特点,做到“天人合一”,情景交融。

    遵循从《诗经》到《红楼梦》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作为中国诗人,国学功底肤浅不得,《诗经》、《论语》、《楚辞》、《典论》、《诗品》、《文心雕龙》、《人间词话》及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不可不读,而文言文基本功对现代汉语写作大有裨益。

遵循从荷马到卡赞扎基斯、索尔贝娄的西方主流文学传统,应熟悉西方美学史、西方文学史以及西方经典文学名著。有人说,现在尼采、弗洛伊德、克罗齐、海德格尔、卡夫卡、托马斯·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金斯伯格、贝特克、博尔赫斯是西方美学和文学的主流。他们应该看看20世纪的法郎士、显克微支、保尔·海泽、冯塔纳、叶芝、泰戈尔、高尔斯华绥、毛姆、蒲宁、高尔基、阿·托尔斯泰、费定、肖洛霍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托马斯·曼、伯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玛格丽特·米切尔、斯坦培克、海明威、福克纳、德莱塞、法斯特、托马斯·沃尔夫、欧文·华盛顿、萧伯纳、劳伦斯、吉卜林、福斯特、格林、怀特、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欧文·肖、莫里亚克、莫洛亚、玛格丽特·杜拉斯、尤塞拉尔、施托姆、曼佐尼、伊巴涅斯、克拉林、巴勃罗·鲁达、怀特、索尔·贝娄、略萨、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亚马多、帕慕克……这些伟大作家构成了西方文学主流,他们中有人或多或少地借鉴采纳了现代派的某些手法和技巧,但没有一个对人类绝望,没有一个不和人做正常交流,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颓废派。

当今时代,中国古体格律诗词和散曲以及西方十四行诗格式化的语言要求,与飞速发展的人类社会生活已不相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已严重限制诗歌的审美表达,“言志”抒情尚可,状物抒情就显得困难。公认的艺术诗歌高峰济慈、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普希金、歌德、海涅,都是以状物抒情见长的“古希腊罗马风”的体现者。状物抒情——这是我们必须尽快好好补上的一课。

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一书中,希腊的奥迪塞乌斯·埃里蒂斯和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榜上赫然有名。他们一个是克里特岛上的“饮日诗人”,一个是“复苏了一个大陆的梦”的天才歌手。我们先看埃里蒂斯的代表作《英雄挽歌——献给在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少尉》的前四节:                                  



在太阳最早居留的地方

在时间像个处女的眼睛那样张开的地方

当大风吹得杏花如雪片般纷飞

当骑兵吧草尖点燃之际。



在一株豪迈的法国梧桐将枝叶轻轻摇响

一面军旗高高地向陆地与海洋招展的地方

那里从来没有人扛过枪

但是苍天的全部劳作

整个世界,像一颗露珠

在清晨,在山脚下闪烁。



此刻,仿佛上帝在叹息,一个阴影延长了。



此刻痛苦弯下了身子,以骨瘦的手

将鲜花一朵朵摘下,毁掉,

在早已没有流水的沟里

歌声因缺乏欢乐而死了;

岛屿像一些头发冰凉的僧侣

在无声地切着荒野的面包。



寒冬渗透到心里,某种不祥的意外

行将发生。山岳像匹马把鬃毛竖起来。



兀鹰在上空分配苍天的面包屑。





如今一股激情在浑浊的水中升起。



风缠住树叶

呕吐它的遗骸

果实吐出它们的籽儿

泥土掩盖它的石块

恐惧在拼命挖地道,像只老田鼠

当一片母狼似的乌云,嗥叫着

从天空的林薮中闯出

给平原的皮肤上散播一场抽搐的暴雨

然后大雪纷飞,无情的大雪纷飞着

然后它嗡嗡地奔入饥饿的山谷

然后迫使人们回答:

火或者刀斧!



对于那些带着火或刀子出发了的人

邪恶将在此降服,十字架勿需绝望

只要让紫罗兰祈祷,在离它很远的地方。





对于那些人,黑夜是个更加残酷的白天

他们把钢铁融化,把土地嚼碎

他们的上帝散发着硝烟和驴皮味



每一声霹雳都是驰骋天空的死亡

每一声霹雳都是一个笑对死亡的人

——让命运随意怎么说吧,让命运。



突然枪没打响,精神沮丧

弹片就径直向太阳中飞射

望远镜、准星、迫击炮,都因恐怖而冻住了。



那么容易,像狂风撕裂白布

那么容易,像结石穿透肺肝

钢盔滚落到左边……

根部只在土里震颤了片刻

然后烟散了,白昼便怯生生地

前来蛊惑这地狱般的淤泥。



可是黑夜升起来,像条被  踩的毒蛇

死神在边沿停了些时候

然后用那苍白的爪子深深地抠。





他躺倒烧焦的斗篷上

让微风在寂静的头发间流连

一根无心的嫩枝搭在他的左耳

他像一所庭院,但鸟儿已突然飞走

他像一支歌曲在黑暗中钳口无言

他像一座天使的时钟刚刚停摆

当眼睫毛说着“孩子们,再见”

而惊愕即变成石头一片……



他躺倒在烧焦的斗篷上

周围的岁月黑暗而凄冷

与瘦狗们一起向可怕的沉默发出吠声

而那些再次变得像石鸽的钟点

都来注意地倾听

但是笑声被烧掉,土地被震聋

也无人听到那最后的尖叫

整个世界随着那尖叫顿时空了。



在那五棵小松树下面

没有其他向蜡烛般的东西

他躺倒在烧焦的斗篷上

头盔空着,血染污泥

身旁是打掉了半截的胳臂

他那双眉中间

有口苦味的小井,致命的印记

那儿记忆已经冻结

在那黑红色的小井里。



不要细看啊,不要细看那地方

那儿生命已经沦丧。

不要细说啊,不要细说是怎么

梦的轻烟是怎么上升的

因为就这样,那一顷刻,一顷刻

就这样啊,一顷刻将另一顷刻抛弃

而永恒的太阳就这样从世界走开了。

……

埃利蒂斯在这首诗里把内摹仿手段运用到了极致。他让我们对战争场面身临其境,对流血受伤感同身受。这首诗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欧洲影响巨大。有评论家认为是荷马风格与现代主义的完美结合。的确,奇特的意象、象征和想象与荷马式状物抒情的融合,使英雄主义的乐章变得不同凡响。但勿容讳言:正是对奇特意象、象征的刻意追求,使缪斯显得格外矫揉造作、晦涩怪异,弱化了自然淳朴之美。这首诗的成功是在于它的题材、精神境界和激情澎湃的状物抒情。而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象征手法,严重影响了诗歌的艺术品质。真正伟大的诗篇,应该接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对纳兰容若的赞赏:“以自然之目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对自然景物“入乎其内,观乎其外”。下面是巴勃罗·聂鲁达的《第六首情诗》:

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

你戴着灰色的贝雷帽,心情平静。

黄昏的火苗在你眼里闪耀,

树叶在你心灵的水面飘落。



你像藤枝依偎在我怀里,

叶子倾听你慢慢安详的声音。

迷惘的篝火,我的渴望在燃烧。

甜蜜的蓝风信子在我心灵盘绕。



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很遥远;

灰色的贝雷帽、呢喃的鸟语、宁静的心房,

那是我深切渴望飞向的地方,

我欢乐的亲吻灼热地印上。



从船上瞭望天空。从山岗远眺田野。

你的回忆是亮光、是烟云、是一池静水!

傍晚的红霞在你眼睛深处燃烧。

秋天的枯叶在你心灵里旋舞。

这是在当代青年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情诗。与其说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不如说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感情真挚、思绪跳跃、意象鲜活、语言流畅,意境优美,根本用不着绕来绕去,直接以形象作为思想感情的载体诉诸感官和心灵。

客观说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代表作总体上均不属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学范畴。《英雄挽歌》、《创世颂》、《马楚·比楚》及《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既不内窥绝望又不晦涩颓废。尽管大量使用象征、联想、移情和时空转换的手法超越传统审美习惯,高蹈的诗情、适度的张力、完整的意象以及理想主义格调,构成了现代诗歌经典的基本要素,令人思绪万千荡气回肠。这是两座跨在临界点上的高峰,基础是荷马、拜伦和惠特曼,边界是现代主义的悬崖深渊。

中国古代的屈原、李白、苏轼,古希腊的荷马、古罗马的维吉尔、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但丁、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俄国的普希金,无一不是他们民族语言的代表和时代的百科全书。可以说,他们都是古典和民间文化乳汁养育的天才。荷马的行吟诗人天堂爱琴海文化圈、屈原的把诗人当神祗膜拜的荆楚文化世界、李白的以诗歌为时尚的巴山蜀水、但丁的人文运动中心佛罗伦萨城邦、莎士比亚的盛行传奇剧的斯特拉福德古镇、歌德的吟诵荷马哄着儿子入睡的母亲、拜伦的苏格兰山地民歌缭绕的阿伯丁小城、普希金善唱童谣的乳娘和叔父书房里的珍藏,孕育了世界文学的标杆。

那么,当代中国是不是产生高品质大体量艺术诗歌的沃土,有没有既非功利主义又非颓废主义,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呢?

近年来,各路学者和批评家密集发声,有的甚三番五次地在各类媒体上重申自己的观点,指出现代主义诗歌近三十年多来的实验已经失败,在当代中国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并预言这个时代将要产生大诗人。其中时任《人民文学》副总编的邱华栋和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的霍俊明,还于2015年4月10专程从北京飞往四川资阳,参加一部叙事长诗的研讨会:这部长诗是一件用通过一个家族五代人的命运、上百个人物塑造、大量重大历史事件铺叙、场景描写、心理刻画,对百年川中丘陵文化进行艺术重建的庞然大物。霍俊明在发言中称,“历史选择了诗人,选择了产生这部长诗的土地”,这部长诗“应该进国家档案馆”;邱华栋则说这部长诗“是历史的精神肖像”,是“温暖时间本身的经文”,是文学史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闪耀着黄金般的光芒”——历史将证明他们这些评价是否言过其实。

这位长诗的作者自以为是一个幸福而悲哀的孤独者。他的幸福是用其一生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从历史、美学、诗学和道德的高度,解构了现代主义诗歌的颓废实质及在当今中国诗界的合法性;他的悲哀是在响应诗歌回归民族、回归当下、回归艺术、回归真善美、回归现实主义的时候,居然长时间里只有一个写东北二人转调式诗歌的张成德同行!他的长诗在国内外激起了一定反响,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长诗《天铎奖》,入选了《现代汉语史诗丛刊》。

《现代汉语史诗丛刊·后记》的标题是:《在高原之上约见众神》——这本是河北诗人大解在第二届《天铎奖》颁奖仪式上的获奖感言。在《天铎奖》获奖者及入选《史诗丛刊》的“众神”中,这部长诗是唯一一部被称为“现实主义家族史诗、民族史诗”的作品。这位长诗的作者和张成德与其他“高原之上”的“神”好像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各自有着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语言系统,根本无法交流。他安慰自己,这或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说明其境界已经超凡脱俗。但是,他还是要向诗神祈祷。他说:让我们的诗人爱人民、爱生命、爱生活、会押韵、说人话吧!让我能有足够多的具有家国情怀、民族文化和终极关怀意识的志同道合的知音,尽快结束这光荣的孤独吧——中国的诗歌需要这样!世界的诗歌需要这样!

很不好意思:这部写了30年的10万行、120万字长诗的作者就是本文作者本人;这部长诗的名字叫《在河之洲》——我不能虚伪地在这篇文章里遮蔽中国目前体量最大的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诗。我在这里提到中国诗界领袖们对《在河之洲》的评价,是因为这个文学现象已经不属于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诗歌对社会呼唤、历史呼唤和批评界良知的一种回应。我受历史文化和时代的日精月华,必须有一个诗人应有的担当,尽应尽的责任,在逆流中坚守诗的尊严。我用时30年,写出了这部以草根家族命运为载体的长诗,希望它能冲击中国诗歌脱离社会脱离人民死气沉沉的现状,影响中国诗歌的发展。我希望符合时代精神的科学的美学诗学理论尽快建立起来;大批真正的诗人迅速成长起来;胆识和见识接近甚至超过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勃兰兑斯、王国维的批评家,尽快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是中国诗歌的迫切要求,也是世界诗歌的迫切要求。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反战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充分表明颓废主义确实不可能再充当世界文学主流,桂冠应该回归爱人类有担当的诗人。

综上所述:诗的本质是人类精神附丽在自然和民族文化上的富于音乐性的浓缩与放大;现代主义及颓废主义既不能“求知”,又不能“净化灵魂”,是诗的瘟疫;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文化断崖负面后果应得到重视和纠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是一脉相承,具有普世性;亚里士多德、孔子、刘勰、康德、黑格尔、乔治·卢卡契、朱光潜的宇宙观和美学主张,是引领诗歌精神的指路明灯。继承东、西方主流文学两个传统,回归人类文明核心价值、传承民族文化、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悲天悯人、形象思维、靠近经典、超越功利、向往自由、守住边界、优美表达是诗歌的发展方向。功利主义美学“主题先行”、观念至上、禁锢艺术自由,为专制权力奴役缪斯张目,在延安杀害了王实味,在北京迫害了胡风,加剧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颓废主义美学扭曲现实、疏离道德、颠覆语义逻辑,导致病态情欲对生命的戕害,让海子等天资丰厚的青年死于非命,让诗歌远离人间正道和文学精神,一开始就不具合法性。

中国诗歌呼唤具有民族自豪感及世界胸怀的诗人、诗歌批评家和读者。凡有志于诗歌事业的人,都应严格要求自己,首先要做好人,坚信人类未来,热爱民族文化,广泛阅读,勤于思考,刻苦学习民间生活语言,学习名著语言和表现手法,不以名利为念,多写作,多与志同道合者交流,勇敢参与时代变革,密切关注生命的生存状态,用高品质的诗歌和诗歌批评实现自己对当下的担当;凡热爱诗歌的人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宇宙观、美学观、诗学观,抵制功利主义,拒绝颓废主义,分清美丑,坚守道德,懂得观照和扬弃,通过对优秀诗歌的鉴赏提高精神境界,美化自己的生活。

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和诗歌文化底蕴,决定了中国诗歌必将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新辉煌的宿命。让我们透过雾霾,分清主流和逆流,彻底反思和改革诗歌教育,以对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负责的态度,彻底清除诗歌奥吉亚斯牛圈,整顿诗歌刊物、网站和校园及研究所,铁腕杀灭诗歌瘟疫病毒,尽快改弦更张,以《诗经》和屈原李白杜甫传人的豪迈,迎接代表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高峰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再度崛起,凯旋回归!





2016年3 月 第一稿

                             2016年8月改毕



刘仲  四川资阳市人,生于1955年,诗人、文学批评家。著有诗集《艰辛的旅程》、《原野 白云 风》;散文集《我的丘陵》;文学评论集《大潮下的人文关怀》以及长河叙事诗《在河之洲》。
[ 此帖被张成德在2016-10-16 09:11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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